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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仰

2018年12月14日    来源:黔西南日报    作者: 吴厚炎
内容摘要:人,不能盲目地生活在世界上,所以,用五官来感知大自然和社会。这感觉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感知反应慢,看起来就老实。过于敏感就会被人认为神经质。处于敏与钝之间,最好。我就恰到好处被“敏”过一回。

人,不能盲目地生活在世界上,所以,用五官来感知大自然和社会。这感觉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感知反应慢,看起来就老实。过于敏感就会被人认为神经质。处于敏与钝之间,最好。我就恰到好处被“敏”过一回。

1956年在贵阳读初三时,礼堂集会,我被叫上台指挥唱歌,以整肃秩序,是为开会的前奏。下台后,团委张老师斜眼看我,又拉旁边的班主任耳语。后来知道,是张老师打听我是否入团。这是他分内的事,大抵认为我还不错,居然能胜任学校一级的指挥。说明他敏感且关心学生。然而,第二年,他对国家大事太过于敏感了,说什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就同当时许多人一样,被纳入“另册”,接着,下放农村劳动。他的未婚妻未必不知情,但没有被牵连。她也不去送他。自然也结不成婚。

承蒙张老师的眷顾,我竟记住他一块瓦发式,瘦长黄脸皮,以及眉弓与唇角的下斜。分明一哭相。不知那乖巧又有几分姿色的政治老师汪,怎么会喜欢上他。也许,张老师太健谈了吧。汪老师的同事廖老师,虽然不是水手,却能使舵。趁机进入汪老师爱的港湾,二人就同心相结。十年后,他们已有小孩两个。谁知这时的廖老师,竟于爱的港湾解缆,说是要趁东风正劲,扬帆而去,不应被西风所误。汪老师则披头散发,每天清晨站在阳台上眺望,不知是想找那桅杆呢还是想证明地球是圆的。他们都是给我以信仰的老师,只不过二人所选择的路径不一样罢了。

关心我是否入团的张老师,其实未必真正懂我。那时的上台邀集大家唱歌,只能叫“打拍子”。卡拉扬、小征泽尔一类人,才能称为指挥家。就像许多人随随便便种种兰花,不能称之为“艺兰人士”。音乐家之梦,须由“音乐之家”的人来做才行。我最现实的问题是:入团。这关乎我的信仰和前途。当时在五中入团,得有表现。除了团章规定的条例而外,开会说普通话是一条件。我第一次见习班上团组织生活会,十多人围在教室里,单等我发言。我刚说了一句,对坐的团支书谢某立马说:“秦俑卜通划”我一愣,看着他的偏分头,高鼻红脸,以及撮起的圆唇,仿佛出门刚要迈腿,有人喊“注意!”等回过神来,才想起刚才团员们的发言,确实不太像贵阳话。普通话对于从未说过的人,实在不普通。如果我家是从北京或东北下放,支援贵州,就好了,可以捡口音的便宜。可惜我住贵阳郊区的狮子山脚,常学过路的赶马哥唱山歌,我这时结结巴巴的颤抖声,既不像话,也不是歌。但大家终于能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几经考验,我入团了。团龄至今已有65年。

带着团籍,1959年我进入贵阳师院中文系,后为团小组长。

1960年,按当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中文系就自己养牛踩黄泥,制土坯,烧红砖。精于此道的农村同学大有人在,我们就只能到郊外割草喂牛。逢劳动时,早餐后每人发五个馒头当午餐,到几公里以外的豺狗弯一带荒坡,设法完成割草100斤任务。那时大家肚子还瘪,并无怨言,大抵因为有信仰,相信困难总是暂时的,事实也如此。班上的劳动委员除分派有关任务(不光是割草),还兼发午餐。有一次大筲箕还剩馒头五个(有人请假)。劳动委员见周围无人,就揣进了腰包。他从农村来,常劳动,肚量就大。虽未当过兵,居然知道吃“空饷”。事后,没让他吐出来,只是当不成班干部了。谁知,我竟补了他的空缺,管劳动的担子落到我肩上。本人身子单薄,又缺技能,不知大家怎么会看上我。莫非我是城里人,瘦弱,肠胃细小?

后来,学校号召生产自救,动员师生在校内挖鱼塘,准备增加蛋白质,又利用空地栽甜菜,补充糖分。只无条件种水稻。某日,在校二食堂旁的操场上,许多同学等待出工。班主任找到我,说接上级任务,我们班派七十个强劳动力挖鱼塘。我说:“班上人头数倒是有一百二十多个,但派不出这么多人,女同学又不能搞这种活路。你看,我手头上就是请假条,能劳动的就是操场上这些人。”那时,班干部权力很大,可以批假条,大约平时不易找到班主任,将权力下放。班主任说:“不行!得派七十个人。”我说:“那你去寝室找他们上工。”他说:“你说甚么?”我说:“这劳动委员我不干了!”随即将一堆假条塞给他。之后,我自动辞去这职务。我不想让那些原来尖脸变圆脸、细腿变粗腿的同学去挖泥巴,抬箩筐。他们看起来似乎“胖”了,其实并非脂肪呢。但有些同学不像我这么固执,所以毕业时,有的就留校教书,有的则去其他系科当干部。追求不同吧。

我们这班主任,因在之前运动中的表现,被称为“暴风雨中的雄鹰”。我的一位学长,被他这“雄鹰”啄过后,就在师院呆了八年(劳动与学习各四年)。多年后,这学长到贵阳当了某大学的校长,那班主任则早离开学校,不知是否回到农村。因他批评同学时,有句口头禅:“白吃人民的大米饭。”看来他是不想白吃了。所以,当年他们的“啄”与“被啄”,实是历史的误会。

读大三时,我们去郊区的扎佐农场劳动,开荒,种红苕。说是荒地,其实是当时缺劳动力,熟地丢荒,长满了荆棘和杂草。开挖时七八个人横排向前抡锄,十多分钟就轮换。于是,大家拼命向前,生怕落后惹人笑。尽管油水不足且超负荷劳动,收获也不归个人。“公”与“私”分得很清楚。由此想到,当一个有希望的民族面临生存危艰时,往往会齐心合力。没想到的是,本该用苕藤扦插的,但发下来的却是苕叶柄。是作实验呢还是确实没有“种苗”?收获可想而知。结果,还是别班种了荞子,我们才能分得半斤荞面。

不过,在扎佐劳动七天,令我兴奋的,是想起了“她”:黝黑的长辫,透红的瓜子脸,微凹的大眼睛,长长忽闪的睫毛,不经意的微笑,给人以“甜”和“善”的感觉。就像工棚之外,山峦迷濛远处,翠竹拂摇门前,清溪山间流淌,村姑信步田坎……说也奇怪,在来此地之前,团支部让我开导她入团。交谈后,她说没有想过这问题,只盼早日毕业,能帮助父母赡养七兄妹之家。这种自觉的血缘伦理之“孝”,倒近于宗教信仰的虔敬了。

如今,在工棚昏黄的吊灯下,坐在地铺上,我想以一纸信笺,传达心声,以免近距离的局促和胆怯。如果这是情书的话,少不了千篇一律的甜言蜜语。但我告诉她:这无非是在做正当的、适时的,由祖先传下来,有定念的传统的事。只要内心磊落,即便有不当之词,大约也不会引起她的恼怒。这实际是在诉说人类对于“种的繁衍”的强烈信念。我这理智上的主观和情感上的体验,虽处于物质匮乏的当下,却是难以泯灭的对精神上的追求。这大约因为信仰的力量吧。

1963年我和她来到兴义,因为,我们的志愿是“服从祖国分配,听从党的召唤”。她虽然不是团员,却随我来到异地,因为,她也有自己的事业。

在这偏于贵州西南一隅之地,我们一呆就是五十五年。这期间,年轻时,我曾赴韶山表明虔诚的心迹,那时,结婚两月,相处才数日。中年后,也曾有机会回到出生地,那是她梦寐以求的。可是,十三岁即住校的我,对于家乡近乎陌生,也似乎不适合于我。这样,我和她才有机会同弟子们促膝相谈,交流人生的酸甜苦辣,特别是我四十年、五十年前的学生。我不会忘记,就在我们离开家乡来到兴义之前,她母亲就对我说过“我算是把女儿交给你了”。然而,当我落魄困顿之时,她却说“还是早些成家吧”。之后,她就相随相伴,一道前行。

于是,我才明白,人,总得有信仰。信仰,不在口头上,也不在乎形式。它是一种执着的信念或信任,尽管它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也不能说服每一个理性的人,却是对外部世界及所处社会的感知。

(责任编辑 任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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