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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海情结

2018年12月11日    来源:黔西南日报    作者: 傅艺艺
内容摘要:那时,我生活的一个小城市的中学校里有许多上海人,他们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到边远贫困地区支教的,应该说是他们在我的认知中留下了关于上海人的最初印象。

那时,我生活的一个小城市的中学校里有许多上海人,他们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到边远贫困地区支教的,应该说是他们在我的认知中留下了关于上海人的最初印象。

那所中学是苏联人设计的,鸟瞰学校的整体廓形,是一架停泊着的飞机,机头是学校的小礼堂,机身是大礼堂,机翼就是一排排的教室了,学校小型的联欢会都是在小礼堂里举行的,那里可是我们这些教师子女的乐园。

一次学校里要举行迎新春联欢会,很荣幸我被叫去给新来的教师端茶倒水。我早就看到了小礼堂里多了几个新面孔,他们是那么“洋气”,那么与众不同。有个女教师剪了个“上海头”,简练、清爽,皮肤白晰细腻。藏青色的灯芯绒外衣上翻着白衬衫领子,干净、挺括。她的裤子根本不像当地人那样肥大,剪裁得合身熨帖,显得腿很修长。我拧着热水瓶走到这个女教师的身边准备给她倒水,没想到她朝我好看地微笑了一下并说“谢谢”。那声音好悦耳,普通话那么动听。过了一会我又去给她添水,她仍然又说“谢谢”。这在当时,一个成年人对为他们做了一点小事的孩子说“谢谢”是很稀奇的事。后来我忍不住又走到她面前去给她添水,她每次都无一例外地说“谢谢”。联欢会结束后的那一晚,我都在回味和想象着她的微笑和那声打动我的“谢谢”,一种受到尊重后的怡悦一直洋溢在我的心里。后来,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杨柳瑛”,名字也那么美,大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是这位女老师给我这个生长在小城的小女孩留下了对上海人最初的深刻印象。

一些亲戚从上海给我带来了文具,从而我知道了那些文具上印的“中国·上海”代表了文具在全国最高级的品质和最新颖的式样。那些漂亮的糖果盒、糖果纸,也是在物质和精神都极其饥渴的年代让我倍加珍爱和一直收藏的东西。学校里有一个华师大地理系毕业的上海籍老师,在他家孩子那里,我看到了很多从上海寄过去的连环画小人书,里面的人物、景物,哪怕一个极细小的地方都画得十分精细。一本书反反复复不知看了多少遍,从此,“上海美术出版社”为我所知晓和推崇,以至于到后来购买书籍时,“上海美术出版社”成了我对书籍的编绘、装帧等的审美评判标准。

于是意识中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上海是文明的、时尚的、更是先进的。那时便朦胧地对上海有了些许的向往,但总觉得遥不可及。

应该说小城中学的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高度,是这些上海来的老师带去的。那时学校里常常停电,是几个上海的男老师组装了一个小型发电机,自己发电解决了这个问题。小城里的文艺汇演,只要这些老师组织编排,不管是舞蹈、话剧、合唱总是中学拿第一名。至今,我的耳畔还回响着那个戴眼镜的姓吴的女老师深情演唱的《珍宝岛是我可爱的家乡》的优美旋律。

有个叫王士维的老师,学无线电的,他带了几个教师子弟学无线电技术,母亲叫哥哥也去学,后来家里的所有相关电的东西都是哥哥来修理。恢复高考后,哥哥考上了贵州工学院发电机及电力系统专业,很大的因素是当年王老师对他的影响,对他培养的爱好和兴趣。

王老师不但是无线电专家,人长得也很帅,颀长的身材、黑亮微卷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儒雅的气质,今天来看,他就是上海城市化知识男性的典型代表。

王老师的爱人就是杨柳瑛,他们最早离开中学回了上海。记得临行时,杨老师给了我一张她的照片,要我转给我父亲,父亲当时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江苏人,是最早的一批支边的教师。也许正因为父亲也是外地人,所以在他的一生中,对到小城工作的外地人他都特别关心和照顾。杨柳瑛老师的这张以外滩为背景的照片,至今仍收藏在我父母家里的那本老影集中。

读高中后,我的英语老师、化学老师、物理老师都是上海人,他们是小城中学留下的最后一批教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学因高考录取率居全省前几名,本地区的以及其他专区的学生大量转到中学来复读,那一年中学再创高考辉煌,这是所有教师努力的结果,更是这些上海籍老师竭尽心力的贡献。不久后,这些老师们犹如一片片云一样相继飘回了上海,但他们已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挥洒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了,他们的风华、他们的才干、他们的心血给小城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只有少数在小城安了家的,已融入那块土地了,他们已习惯了小城的一切,跟他们交谈时,只从那稍微缓慢的本地话中还依稀分辨出一些上海口音了。日子从小城中学门口那十八级坎子上不紧不慢地走过,如今那鸟瞰像一架飞机的中学校,早已改建得面目全非了,而那些在学校里经历的人和事却树一般永远长在了那方土地上。

没想到在一个平常又及其不平常的日子,在我人生的历程中应该平静安宁的时段,我却突然离开小城来到了上海。也许我的人生注定了我与上海有深深的不解的情结。

十多年前,第一次从贵阳飞往上海时,夜色已渐浓,大上海已是一片灯的海洋,我从飞机的窗口俯瞰着这从小向往追慕的大城市,就想,哪一个窗口会属于我?

后来,我将儿子也带到了上海,成了上海的新一代移民,和上海本地人一起过着精打细算的日子。崇尚洋派,追慕时尚,表现出浓郁的小资情调……中华名街南京路已不再是我心仪的地方,却和上海本地人一样喜欢淮海听风,徜徉在一路橱窗、一路时尚的淮海路上;与旗袍姐妹一起,在“不会作画的人想画画,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的武康路上追寻和发现邬达克老建筑的美丽和独特;在穿越历史的和平饭店,听老爵士乐队对上海的诠释与演绎;喜欢在衡山路梧桐树叶飘落的日子,找个吧屋品味人生、揣摩城市……但有时也不免怀旧,也感到孤独,就常常想,同样是生命的两级,我今天跟当年的那些上海籍老师们的人生轨迹却完全不同了,他们当年由时尚繁华的大城市走向边远贫瘠的山区,这个中的落差和艰难的适应过程可以想见,他们是如何度过那年那月的?

现在想想,跟我一样生于山区长于山区的许多贵州人,能如此勇敢地独闯大上海,而且能跟这个社会交融在一起,并把根留住,是什么精神力量在支撑?其实,那些支边到贵州的上海籍老师的勇气和智慧以及敬业精神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种影响,就像永远不会熄灭的炉火,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着热能。那年那月,分到贵州的上海籍大学生就有一万多人,后来又分来了八万多上海知青,由此在贵州的每个山旮旯里,都能听到上海乡音,听到吴侬软语,“上海品质”对贵州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应该说,当年这些上海籍的老师,带给贫瘠山区的孩子们的不但是认知和做人,更多的是为我们带去了对世界、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带去了他们在任何艰难的岁月,都能适应环境和坚强生存的一种信念和精神。

于是我想办法打听到了我高中时的英语老师,没想到他和我住得还很近。英语老师夫妇俩当年都是上海的大学毕业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贵州支教的。二十多年过去了,老师已退休,但他们还记得我,当时是他们先到我的学校来看我。独在异乡为异客,我突然有他乡遇故人的感觉。那天说了好多话,关于那个鸡鸣三省的边城、那所中学、那些人的故事……

人生的许多事情总不可预测,有时也让你始料不及,但经历过的一些人和事却在冥冥之中会和你发生一种情结,让你感到生活其实是那样饶有情趣……

(责任编辑 任姝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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